光明網評論員：廣西、廣東、山東等地方政府因市政和基礎設施建設舉債，但因財力困難等原因拖欠施工方債務，造成部分施工方陷入困境，這些“政府債主”多為民營工程企業，多次討債未果，不得不借高利貸支付農民工工資和債務利息，有的不堪重負瀕臨破產，有的甚至輕生自殺。
近年，地方債負面效應呈現擴大化趨勢。據國家審計署公布，截至2013年6月底，地方政府負有償還和擔保責任的債務規模為人民幣20.69萬億元，與2010年底的10.7萬億元相比，增加了93%。其中，平臺貸款在地方政府債務余額中占比40%左右。無論是民營企業主還是融資平臺，成為“政府債主”，大抵是對政府信用和財政資金有信心，但“新官不理舊債”、“躲貓貓”等“官賴”行為不但讓政府信用破產，也直接導致工程方破產、融資方壞賬。
2013年7月底，在美國城市底特律申請破產后不久，國務院作出了全面摸底地方債務的部署，國家審計署組織全國審計機關對政府性債務進行審計。從2011年年初審計署啟動對全國省、市、縣三級政府性債務全面審計以來，每一次起底地方債，其結果都令人一聲長嘆：除219.57%這樣直觀的債務率數據以外，借新還舊、變相舉債、逾期不還、轉移債務等突出問題沉疴遍地。
從2010年起開始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整頓以及對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約束，“土地”和“融資平臺”這兩大“法寶”不同程度地被迫收繳，大量地方政府公共項目開始被資金鎖喉。資金鏈的斷裂直接導致了各地“僵尸”項目的出現，建而不設、開而不發。實踐證明，地方政府決不能算得上一個合格的市場主體。業已公司化了的地方政府其信用應當以市場規則實行“兌現”，才具備進入市場游戲的資格，但某些地方政府的花錢習慣使得這種資格大打折扣：財政預算的隨意性、決算超預算的高彈性，以及多口徑的糊涂賬、不透明的過度負債賬、虛高的資產評估等，背后的融資操作手法已經破壞了對主體有一定保護功能的市場規則，也透支了政府融資能力。
地方債是一把雙刃劍，但“官賴”則觸及法律問題。容許“官賴”存在的除了政績沖動、人事推責，政法不分也是重要原因。政府舉債不還，債權方追討無門，有的即使打贏官司，但政府部門規避履行，法律部門執法不力，判決書成了法律白條。大面積違約的開始，更是對法制的挑戰與破壞。
根除“官賴”，必須提高執法力度，對政府舉債程序規范、對盲目舉債嚴厲追責。同時，以稅制和財政制度改革督促各級政府的財政預算公開化、透明化，國家財政分配公開化、透明化。此外，地方政府控股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等地方金融機構，同時也掌握著地方融資平臺和地方公共企業的“生殺大權”，因而也不乏變相舉債的渠道，因此，金融制度的進一步改革同樣緊迫。防控地方債風險，根除“官賴”亂象，不僅要事后追責，更要未雨綢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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